聖多馬學校

1254年，在萊比錫市西部的奧古斯丁男爵修道院首次提到了一所學校，該修道院是在邁森侯爵迪特里希（Markgrafen Dietrich von Meißen）的倡議下於1212年成立的。1543年，在宗教改革的過程中，城市接管了這個富裕的修道院和聖多馬學校，該學校保留了其優良音樂傳統。尼古拉學校（Nikolaischule）的學生主要是萊比錫的孩子們，該校在1512年就已經被該市接管了。另一方面，聖多馬學校甚至在宗教改革之前就有許多外籍學生，他們需要相應的住宿和膳食。聖多馬學校不斷地會收到民眾的大量捐贈，被指定用於圖書、服裝、住宿和對寄宿生的照顧（例如以免費餐飲，就像約翰·瑟巴斯蒂安·巴赫曾經在奧赫德魯夫和呂訥堡的待遇），以及支付教職員工的工資。從1723年到1750年，約翰·瑟巴斯蒂安·巴赫是聖多馬學校的樂長，與校長和副校長並列第三位，因此也有一份捐贈，例如安娜·賈斯廷·邁耶（Anna Justine Meyer）的捐贈，“遺贈給約翰·烏爾里希·邁耶的遺孀，其中5克[奧申]應給樂長，每個男孩2.5克，只要足夠人數獻唱葬禮歌曲 [...]" （文件二，編號151）。在教堂儀式之外的日常生活中，無論是婚禮、葬禮或是在巴赫的時代更為罕見的公開處決儀式，聖多馬合唱團都會在場負責獻唱。

沿著聖多馬教堂的城墻，市議會於1553年建造了一座三層高的新校舍，有一個高高的山坡式屋頂。在巴赫時代，一座農場建築與聖多馬教堂北面相鄰，因此只有一條狹窄的小路通向教堂的西門。直到19世紀末，寄宿生們一直與校長、牧師和樂長住在一個屋檐下。經過漫長的談判，議會在1731年決定擴建校舍，在一年之內，校舍又多了三層，又有了三層的屋頂，現在是宿舍和沿外墻的32個學習櫃，供寄宿生們使用。北面建起了一座新的服務樓，里面還設有醫務室和澡堂；離學校只有100米遠，位於城堡街14號（Burgstraße 14）。 巴赫為學校建築的重新落成創作了清唱劇《歡喜之日》“Froher Tag, verlangte Stunden” BWV 1162（BWV Anh. 18），其音樂已失傳（文件二，編號311）。

在聖多馬學校和位於聖多馬庭院17號（Thomaskirchhof 17）的住宅樓（曾經屬於聖多馬修道院的資產）之間，直到1875年是“聖多馬之門”（Thomaspförtchen）。進入前院的人行橋在三十年戰爭中被毀，直到1788年才被重建，所以在巴赫的時代，從聖多馬庭院到西邊富商阿佩爾的花園是沒有直接的路徑。1877年，聖多馬學校搬進了位於施雷伯街（Schreberstraße）的新樓後，舊校舍就被廢棄了。盡管有很多人抗議，校舍在1902年被拆除，以便為建造一座新的辦公樓和公寓。

以下是巴赫時期的聖多馬學校校長們:

1684-1729年：約翰·海因里希·埃內斯蒂（1652-1729）來自羅赫利茨附近的科尼格斯菲爾德。

1730-1734年：約翰·馬蒂亞斯·格斯納（1691-1761）來自羅特

1734-1759年：約翰·奧古斯特·埃內斯蒂（1707-1781），來自滕斯塔特

在這時期的理事長（Konrektor）：

1697-1724年：克里斯蒂安·盧多維奇（Christian Ludovici，1663-1732），來自布雷斯勞附近的蘭茨胡特。

1725-1731年：約翰·克里斯蒂安·赫本斯特雷特（Johann Christian Hebenstreit，1686-1756）來自新城安德奧爾拉（Neustadt an der Orla）。

1731年：卡爾·弗里德里希·佩佐爾德（1678-1731）來自奧滕多夫

1731-1734年：約翰·奧古斯特·埃內斯蒂（1707-1781），來自滕斯塔特

1734-1742年：西格蒙德·弗里德里希·德雷西格（1700-1742），來自沃伯格/勞西茨

1742-1750年：康拉德·貝內迪克特·赫爾斯（Conrad Benedikt Hülse，1706-1750），來自柯騰

巴赫在聖多馬學校的職責包括執教拉丁文課以及音樂課。當巴赫在1723年4月22日被市議會選為樂長時，他的教學任務已經被討論過了，議員克倫格爾（Krengel）在當時的會議記錄中說，巴赫“不許推卸責任；但如果他無法執行任務，要必須讓別人來做”，議員庫斯特納（Küstner）務實地補充說：“而且要由其他學校的同事來傳授，費用由巴赫來承擔。(文件二，第129號)。他把自己部分的教學任務以 50塔勒轉給了卡爾·弗里德里希·佩佐爾德（Carl Friedrich Petzold；文件二，編號175，177-178）。市議會和官員對此很不滿意，1730年8月2日，副校長兼市長雅各布·博恩（Jacob Born）抱怨巴赫“沒有表現出他應該有的樣子，在市長不知情的情況下把一個唱詩班的學生送返鄉下（文件二，第280號）。市長和樂長的談話並沒有任何改善；反之，博恩在會議記錄中說，巴赫”表現出令人不滿的工作狀態”，這就是為什麽亞伯拉罕·克里格爾（Abraham Kriegel）從那時起接手了課程（文件二，第281號）。

對於聖多馬和聖尼古拉斯、新教堂和聖彼得教堂這四座市內教堂的聖樂事工，巴赫每學年都有數量不等的詩班員，他“根據他們的資質分配到四座教堂，他們必須在其中獻唱，部分是眾讚曲，部分是經文歌。在聖多馬、聖尼古拉和新教會這三間教會中，獻唱的學生們必須都有音樂天賦。而在聖彼得教堂的是音樂表現欠佳的學生，只能勉強唱眾讚曲的人”。(文件 I, No. 22) 在1729/30學年，他有44名詩班員供他使用，分別在聖尼古拉教堂、聖多馬教堂和新教堂獻唱，每聲部有三人，在聖彼得教堂每聲部有兩人。另一方面，在1744/45學年，他為前兩個詩班各安排了17人，為第三個詩班安排了13人，為第四個詩班安排了7人（Glöckner, Dokumente zum Thomaskantorat, VIII / C45 and C88），這與他1730年8月所寫的《為一個完善的教會音樂所擬下基要的短稿》“Kurtzen, iedoch höchstnöthigen Entwurff einer wohlbestallten Kirchen Music” 大致相符，當中他提到了55位詩班員。